我想各位可能都同意，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们几乎所有的经济金融实践都发生了变化，与这种实践发生变化相对应的，几乎所有的理论都不能完善地解释我们的经济和金融现象。这样的疑问、这样的一些问题，有短期的，也有长期的。今天我想在中国保险业发展年会上，讲几个关于长期问题的困惑。因为保险业本身是一个时间跨度大的行业，立足于长期，因此很多长期现象对我们的发展有非常大的影响。我这几年思考的比较长期的、需要我们深入研究的现象大概有五个：一是经济停滞的长期化，二是低利率甚至是负利率的长期化，三是杠杆率高企可能会长期化，四是人口结构的恶化会长期化，五是通货紧缩可能会长期化。

经济停滞的长期化

我想大家可能都研究过经济和金融，这样的现象在教科书中都没有非常明确的答案，需要我们在实践中寻求答案。所以我们看经济停滞的长期化，一个明显的事实就是，本轮危机从2007年算起已经8年，现在经济恢复的迹象基本没有，甚至是很多方面还在继续恶化，整个恢复起起伏伏，但还是在向下走。大家可能认识到全球可能进入到一个长期停滞的阶段。在中国，习主席早就提出我们经济进入了新常态。新常态的一个很基本的特征就是经济可能会长期地在较低水平上（跟过去相比）。经济运行的停滞如果是长期化的话，一定有很多长期因素导致。我想最主要的因素有两个方面。

（一）实体领域，是劳动生产率的长期低迷

现在越来越多的研究已经告诉我们，我们的劳动生产率的下降已有30年的历史，现在还在下降。从去年开始，以美国为例，美国的劳动生产率为零，而且2016年可能是负的。我们知道经济的所有因素最后集中在劳动生产率上，也就是投入跟产出的关系上。在投入跟产出的关系上如果处于一种不太有利的发展趋势，一定会导致经济长期停滞。

（二）需求方面，全球经济处在长期产出缺口阶段

产出缺口的原因主要是需求面长期不振。无论是国内的消费需求、投资需求乃至全球的贸易需求，都处在一种下滑趋势。中国经济曾经一枝独秀，但是最近这几年我们的三大需求都在下降。去年中国从GDP贡献率上看，国内需求好像是上升了，但这种上升是因为投资需求和出口需求大幅度的下降所导致的；如果纵向对比的话还是在下降，而且这种情况看起来，还会长期化。这就导致了我们在宏观政策主要是货币政策上，长期地采取膨胀性政策，全世界都是这样。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严肃认真的对待，经济本身的停滞趋势可能会长期化。

低利率和负利率可能会长期化

从2014年开始，欧洲央行首次宣布有名义负利率开始，大家就注意到利率可以是负的。我经常会说，利率为负，这是金融业千年之大变局。因为如果没有一个正的利率，试想金融业怎么运行？因为金融业说到底是中介行业，它居于投资者和储蓄者之间，是赚息差的、赚服务费用的。如果说利率长期为负的话，对金融业提出的挑战是非常巨大的。

2014年当欧洲央行提出负利率的时候大家觉得是一个短期现象。随着后来在欧洲又有3个国家宣布进入负利率，日本、美联储在认真考虑负利率所谓的法律问题。随着这些国家都进入到负利率的阶段之后，大家觉得这可能是一个长期现象。负利率的长期现象也有很多，我们说，长期的事件，就一定有很深的长期因素，主要是实体经济的因素在发挥作用。

第一个因素，是投资收益率的下降。我们前面说的是与劳动生产率下降密切相关的，劳动生产率下降当然会导致投入和产出关系发生逆转，当然是投资收益率下降。这个话说白一点就是举目望去，没有可以赚钱的投资。当投资收益率下降的时候，我们说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就起作用了。因为金融业只是一个从实体领域的剩余价值中去分享一块利益的行业。实体领域产业部门如果投资收益率下降，金融何来利润？何来正利息？这是一个大问题。原来我们以为这个事情可能是一个很短时期的事情，现在看来是长期化。如果再看看过去的文献，在上个世纪末，在美联储前任主席格林斯潘很多的著作中谈到全球利率下降的问题。那个时候还没有到负利率，但是全球低利率已经成为趋势。现在看来，如果从那时候算起，十几年了。而且还会继续延续，这对于我们金融业是一个很要命的因素。

第二个因素，是储蓄大于投资。当然我们现在也说是投资小于储蓄，因为储蓄没有多少变化，你投资跟不上、吸收不了储蓄。在本轮危机爆发之前，全世界的储蓄是基本平衡的。那个时候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是一个负储蓄的状态。我们知道美国这次危机爆发的时候，他的整个全社会的国民储蓄率是在负的水平上，那时候中国是正的。中国可以通过我们长期的、越来越大的储蓄的出口，来弥合美国储蓄的不足。这个世界是平衡的，但是这个平衡后来被危机打破了。我们在寻求再平衡。但是在再平衡的过程中，我们发现美国的储蓄率也上来了，投资率进一步下降，而中国的储蓄率还依然保持在去年的47%的水平。全社会突然发现储蓄过剩，说白一点就是钱有的是、但找不到投资的对象。这种情况看来会长期持续。

当然这种情况对于我们说是两面的，储蓄多、资金多，我们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将其吸收。但是储蓄多的根本原因是投资少的话，就对于我们产生了挑战。因为你也不能够找到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所谓现在的“资产荒”，说的就是这个事情。找不到好投资，那么拿到钱干什么？怎么能够保证不亏？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全球债务以及杠杆率高企的长期化

我们知道这次危机就是一个杠杆率高企造成的。于是反危机的一个必要环节就是降杠杆。但是八年下来，我们看到杠杆没有下降。我们中国原来没有这个问题，但是现在五大任务中就有一个是去杠杆。提出去杠杆之后，这两年杠杆率却上升得极快。所以我们必须讨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债务越搞越多？债务率越搞越高？再深一步的问题，我们可能不可能降低杠杆率？我们可能不可能减债？我觉得这个事情需要研究。因为现在有好几个作为背景性的情况在发生变化。

首先我们从货币制度上来看，信用货币制度已经通行，也就是货币的供应完全是信用化的。因此货币的供应是由中央银行完全控制的。信用货币有好处，廉价；也有坏处，扩张了就很难收回。我们不妨想一想这次在反危机事件中美联储的一个做法。危机发生之后，当他们认清楚这个危机很大，就迅速地搞了QE，一轮接一轮的QE；当他们觉得这个情况稍稍有和缓，就停止QE，之后应当是收回QE。但是他们在收的时候发现，放容易、收很难。大家在关注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时，关注比较多的是什么时候加息，其实更应该关注的是它应什么时候减表。就是它在危机中扩大了三倍的资产负债表什么时候缩小？这一段时间里它做了一个实验，制造了两亿美金的缩表，引起了社会的极大动荡。有很多研究者认为现在这种情况下，只能扩表，不能缩表。人们说，缩表你就把钱从人家手上拿出，收回来经济衰退怎么办？所以在货币信用化的程度上，基本上很难有这种货币回收、信用回收的机制。而在金融货币情况下，很简单，黄金退出流通，变成商品。但现在不存在这个机制。

再进一步看，在整个货币信用化的情况下，又出现了一个经济的金融化。我们现在的整个经济就是金融，哪怕是非常实体化的东西也是金融。在危机以来有一个很重要的命题大家天天讨论，即什么是实体经济、什么是金融？美联储给了一个界定，就是金融部门和房地产部门之外的部门都叫实体经济。它这个定义非常值得我们思考。当实体产业、活动，在现在的金融环境下完全可以金融化、证券化。在这种情况下，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关系已经说不清楚了。因此我们要想践行“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这样一个命题，是很困难的。于是我们看到一个不断膨胀的趋势。其实我注意到各国央行都讳言此事，大家都在谈，反正还在危机之中，要求稳定，还要放货币，还要放信用。以后怎么办？引用西方一个谚语：“我死后，哪管他洪水滔天！”现在是洪水滔天，以后怎么来收这个洪水，不知道。我们面对的是一个越来越泛滥的，基本上是有出无进的、有涨无退的一个金融潮。

人口结构恶化的长期化

我们知道人口结构这些年来是一直在发生变化的，不利的变化。最近，我注意到美国2015年的总统经济报告里面，用了一章讲这个问题，引出了很多的统计资料。有两个指标，

第一个指标是劳动人口比重及其变化。我们非常遗憾地看到东亚作为一个总体，从2012年开始劳动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在下降。南亚虽然现在还在上升，但到2040年也下降。欧洲不用说，一直处在平缓的下降过程中，所谓移民问题等等都与这个有关。全世界只有非洲到2070年之前还在上升，别的洲都在下降。总人口中劳动人口下降，这对保险业有直接影响。

第二个指标是抚养比。抚养比的变化也非常大。欧洲的抚养比一直是上升的，2010年之后再次上升。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是2010年之后急剧上升。当然东亚这块，中、日、韩加上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全部都是属于人口结构极度恶化的地区。到2040年，南美洲的抚养比开始上升，到2070年非洲的抚养比也在上升。所以人类要面对一个长期的趋势性现象，就是人口结构向着不利于我们发展的方向前进。也许在这个意义上发展人工智能、机器人是对的，因为到时候人没有了。

通货紧缩的长期化

我们知道通货膨胀是一个长期现象。我是学金融的，从读书开始，第一堂课老师会讲，反通胀是金融部门的最根本的任务，特别是货币当局。但是现在全世界没有通货膨胀，只有少数经济结构非常畸形的国家和地区才会有膨胀，像样一点的国家都是紧缩。通缩这个事情的严重性，大家知道在上个世纪末亚洲发生危机的时候，是第一次全球性的通货紧缩。遍查全球的有关金融的词典，查不到通货紧缩的词条。但是现在它成为一个全球的现象，我们也许有对付通货膨胀的办法，但是面对通货紧缩是束手无策，基本上没有办法。所以现在教课书就得写了，反通货紧缩。但是反通货紧缩具体怎么办？总的来看，需求端是没有办法的，于是我们必须全面彻底地转到供给端来。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党中央、习主席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非常有远见的。因为在通货紧缩的情况下，需求端没有任何的作用。只有在供给端来发力，然后逐渐让供给和需求能够互相匹配，使得经济均衡发展。

总之，我觉得本轮全球危机以来，很多的新现象发生了，或者说很多已经长期潜在的现象显性化了。这样一些现象的发生对于我们的实践、政策、理论都提出了非常大的挑战。那么我想我们的行业发展，就是在应对挑战中展开的。我相信，中国的各个行业包括我们的保险业一定能够很好的解答这些新的难题，从中找到我们发展的新道路。